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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各项改革事业往往略带“赶超”色彩,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引领与推动。在教育改革中,这种“上层计划、下层实施”的改革路径十分注重效率,但却极易产生“一刀切”、“不务实”的问题,与学校的实际情况脱节,与教学一线的真正需求脱节。而且,如果政府对学校的外推力不能快速转化为学校变革的内动力———学校参与者的自主发展意愿,改革政策则很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落空或走形,更不可能促成学校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吕幼夫、郑金洲、叶澜等学者纷纷提出学校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路线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学校的外在发展规模(如招生规模及校园硬件建设等)转移至学校内部的组织文化创新与组织成员的自主发展。“主体性教育”、“新基础教育”和“生态教育”等理念都围绕着如何提升学校的软实力而提出。新型的学校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是开放性的,是鼓励对话和反思的,是具有学习与变革精神的。这种学习型组织文化的建构不但要让教师和学生“接受、认同特定文化所要求的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要引导、鼓励师生深入思考不同价值与规范的合理性基础,反思自身的价值理念与角色意识,并积极投入到组织改进与变革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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