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与合法化的双重危机—电视新受众研究“民族志”方法论批判

【引言】传播学中的“新受众研究”，也称受众民族志研究，隶属于文化研究范畴的接受分析，是区别于传统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受众质性研究范式。①它是指研究者以自身作为研究工具，按照人类学中研究人员参与观察对象日常经验生活的方式，将受众视为在传播关系中参与建构行为意义的主体，通过对其媒介接触行为进行实际观察、分析和诠释，从而展示受众媒介使用、内容接受理解等经验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形式。从发展过程看，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新受众研究起始并多集中于电视受众研究领域，斯图亚特·霍尔1 973 年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首次提出了接受分析应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受众接受行为的观点。受霍尔影响，1 980 年戴维·莫利的《全国新闻的观众》、詹姆斯·劳尔的《电视的社会使用》、多罗斯·霍布森的《家庭主妇与大众传媒》三项研究开启了民族志方法在电视“新受众研究”中应用的序幕；随后洪美恩的《观看“达拉斯”》、约翰·费斯克的《大众电视文化受众研究》和莫利的《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日常休闲》等多项研究则正式确立了民族志方法在电视受众接受分析中主要研究工具的地位。20 世纪发生的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及“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转向”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思维范式产生了明显影响，从而导致了民族志方法的“表征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其中“表征危机”对民族志研究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的认知产生了明显影响，而“合法化危机”则改变了“真理观、客观性”等研究评价标准的设定。另外从时间上看，这两种危机出现的时期也恰是民族志方法开始被引入接受分析之时，所以电视新受众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了研究方法上的“双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