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对科研人员年龄与论文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

【引言】有位物理学家指出，科学家最出色的工作都是在他们事业的早期完成的，而此后的一切便都无足轻重，对此他还赋诗道：“老年当然是一种令人颤栗的热病，每个物理学家都为此心惊，一旦度过了三十年华，他与其苟活，不如轻生” （朱克曼，1993：226-227）。从一些科学巨擘的研究历程中也可以看到与上述观点相吻合之处：牛顿24 岁开始其万有引力、微积分和色彩理论的研究；达尔文22 岁时开始了“贝格尔”号的航行，29 岁时系统阐述了自然选择的观点；爱因斯坦26 岁时即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论（默顿，2009：737-738）。这些杰出科学家的重大研究发现与其年龄的关系常被人所乐道，使得人们认为科学家的年龄越小其科学研究创造力越强（Cole，1979）。更甚而有人认为“人生的第三个10 年，神圣的多产时期，每一位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后来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成果”。（默顿，2009：i）在研究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时，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science as a young man’s game），意指随着科研人员结构的年轻化，科学的社会系统为年轻科学家提供了比年长者更多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①。事实上，这一论断包含着关于科研人员年龄的两层含义，即人口学意义上年轻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更高以及在社会意义上年轻科研人员与年长者相比无需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研究之外的事务上。如果默顿的这一命题成立，那么一个合理的结果就是，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上也存在着“年轻化”现象。年龄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除了年龄之外，科研产出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性别、个人禀赋、研究的持续性、资源占有量、学术地位差异、学界的成果评价制度等。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抑或事业有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从这一角度来看，年龄不仅是一项人口学特征，更重要的是年龄结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