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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诗以语言造境,书以笔墨传情,二者的艺术形式与体制本为相隔; 然就其共同的“精神内核”而言,可谓二艺同道,相融相通。姜夔历经高宗至宁宗四朝,他虽终生未仕,却因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1]( 211) ,与萧、杨、范、陆等中兴诗人名士多有往来。①其诗论集中体现在《白石道人诗说》与两篇《诗集自叙》中,书论主要结集于《续书谱》,均受到后人推崇并产生深远影响。如清人潘德舆云: “宋人诗话,《沧浪》及《岁寒堂》两种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诗说》乎? 其说极简极精,极平极远,此道中金绳宝筏也。”[2]( 2131) 宋人谢采伯为《续书谱》作的序中称其: “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擎书学之蒙者也。”[3]( 555) 对于在诗学与书法领域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姜夔,后人在研究中却绝少注意其文艺思想的融通现象。本文即欲对其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进行比较观照,以期深入把握其文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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