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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 ,① 是指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以知识和技术作用于实践的客体的能力。自14 世纪文艺复兴起,人的主体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获得了不断的张扬,尤其是在经历了18 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断增强,这种极度膨胀的自信,使人对其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产物工具理性变得越来越欣赏和依赖,于是新的神性崇拜诞生了,这就是工具理性崇拜。工具理性崇拜表现为人类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及其技术产品的极度推崇信赖,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知识或技术所能达到的最大效果为目的,追求绝对的理性价值。工具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和知识万能,文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依靠科学技术本身就能得以解决”。其负面影响表现在高扬理性的同时,人的感性价值在客观上遭受到贬斥,促使人性自神性的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走向了工具理性的压迫,由宗教神学解放出来的人不幸沦为工具理性的囚徒。工具理性对人类强大的压迫和统治力量就是工具理性霸权。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后工业化时代,工具理性霸权彰显出狰狞的反人性面目,遭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前仆后继的文化批判。值得反思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轨迹中,人性恰恰因为工具理性带来的主体性狂欢,造成了自我感性价值的失重,人的主体性在理性和感性的天平上出现病态分裂,呈现出人性的压抑。于是在资本主义不断采用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人的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2]所以,马克思认为是现代化机械生产造成了劳动的异化,进而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可见,正是基于对工具理性盲目的依赖和崇拜,人类亲手建构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霸权促使人性出现自虐性的自我放逐,即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之所以能够建立,其信念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后对工具理性至高无上的追求,即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推崇。一言以蔽之,人性的异化源于工具理性的霸权意识。那么,为了人性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实现异化后的再次解放,工具理性霸权必须受到批判,其深层内涵是人类必须对资本主义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必须对知识和技术给予重新的价值定位,以此重新确立人类自我的主体性。而这种自我主体性的重新定位成为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文化批判的主要任务,主要表征为对启蒙理性以来的现代性及人之生存境况的反思。事实上,很多后现代理论思潮,其批判手段都是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大写的、凝聚着整体性和同一性特征的“人”的解构,由此显露小写的、有着各自身份地位、各种感官需要和欲望追求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所以对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体现为对个体生命体验和人性欲望的尊重与肯定,以此治疗人性的异化,恢复人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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