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哲学转向

【引言】览观20 世纪以来的世界哲学，形上学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拒斥形上学”的呼声中，西方哲学实现了“语言的转向”，迎来了“分析的时代”，又行将到“身体的转向”。尽管有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之辈痛斥西方哲学史是一部( 遗去、遮蔽和) 遗忘形上学的历史，试图在对“物是什么”的追问中重新找回形上学并复兴形上学①，但形上学业已不再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甚至归于沉寂而式微; 相反，在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中，形上学得到复兴，而且迎来了巅峰时代。在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形上学的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光彩夺目，从熊十力经冯友兰和金岳霖到方东美、唐君毅和牟宗三，无不是形上学的泰山北斗。牟宗三致力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无疑是20 世纪形上学的集大成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当代形上学的典范。它的活脱见世，犹如火凤凰( 涅槃) 的重生，代表了形上学的复活与重兴。它既是古代的，也是当代的。因为它保留与继承了中国古代形上学的精髓与活的精神，同时获取了当代哲学的意识与形态。就是说，牟宗三在当代哲学的思辨中实现了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重开中国古代的非实体形上学与“身体的形上学”之门，复活了中国古代的形上学———一种非实体的形上学，同时包含着一套“身体的形上学”，因而他的形上学又不同于古代与当代既有的形上学。它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因为它会通中西，分别从两位不同的当代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Ｒussell) 与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走向18 世纪的康德( Immanuel Kant) ，以康德思理综融古今西方哲学，由重开康德哲学之门而重开中国哲学之门，在中国哲学中复活康德，藉康德哲学的复活而复兴中国的非实体形上学，不仅避开了西方实体形上学本体论论证的死路，而且融摄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长，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体道证道传统相结合，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义、新“铸模”与新流程中，使中国的非实体形上学与“身体的形上学”获得新生，因而他的形上学又不同于中国与西方所既有的形上学。换言之，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形上学，也就是集中外古今之大成的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形上学，一种注入了活力与生气而又富有流韵的非实体形上学与“身体的形上学”。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在20 世纪的出现，一方面代表了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转型，另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非实体主义与可能的“身体的形上学”姿态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它的出世在哲学上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代新儒家哲学的高峰已经完全浮出水面; 而且预示着哲学在20 世纪历经“语言转向”“身体转向”与“非实体主义转向”的同时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的到来，这就是形上学的工夫论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