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_《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

【摘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器官的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移植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扭转过分依赖死囚器官来源的局面，中国在2010 年开始启动人体( 尸体) 器官自愿捐赠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全国推进。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认为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建设不能照搬国际的成熟经验，因为捐赠过程的每一步都具有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意义。从捐献登记、确认捐献、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到困难救助等，都展现出器官捐赠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反思和关照器官捐赠体系背后的文化理念，将有助于审慎开展器官捐赠工作，避免拿来主义，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器官捐赠体系。
【关键词】器官捐赠; 器官移植; 文化敏感性

引言：

【引言】2011 年初，卫生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为提高器官捐赠①率，中国有望在当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②。这一举措也是许多国家( 如美国、澳大利亚等) 采取的提高器官捐赠率的有效方法( 黄焱等， 2011) 。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超过6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黄洁夫， 2011: 3) 。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大部分符合器官捐赠者的医学标准。如果上述措施推行开来，势必大大缓解目前的器官短缺困境。但还未等这项措施开始实施，媒体的先行报道已经引起一片哗然，民众的质疑之声骤起。晦气问题、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问题、对尸体的处理问题等成为民众担忧的焦点。于是，“有望在当年内实现”的看似利好政策就这样夭折于舆论中。无独有偶。基于生物学依据的脑死亡判定被医学界认为是最为科学的死亡判定，不仅有利于降低医疗费用，对提高器官移植质量也不无裨益。脑死亡判定也获得了美国、芬兰、西班牙、日本等众多国家的立法认可。中国虽然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组织了多次关于脑死亡的大讨论，一些专家学者也积极推动其立法进程，但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这些“水土不服”的政策措施和科学判定，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器官捐赠和移植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该走向何处? 是照搬国际的有效经验，还是探索出适合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移植之路?

作者：

余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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