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比较诗学的“信用危机”?—来自比较哲学的启示

【引言】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论争。现在, 这场论争只是作为一个史实还被我们记起, 似乎已与我们的研究境况没有深切的牵系了, 其实则不然: 因为引发这场论争的深层原因仍然存在,这就是潜藏在方法优劣之争下面的信用问题。所谓信用, 主要是指法国学派认定美国学派的“ 平行研究” 以“ 文学性” ( literariness ) 和“ 美学品格”( aesthetical quality)为比较研究的核心诉求, 热衷于理论综合, 因而陷入空玄而无边际的境地, 最终也只能是毫无意义。他们认为, 比较文学只有严格地限定在因果的事实关联之内才有所谓信用(可靠), 而美国学派则远远地离开了这一限定。在两派论争后期, 法国学者艾田伯指出, 论争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在更高的阶段上实现“和解”。他所说的更高阶段就是指“比较诗学”。º 他觉得比较诗学能够把实证的历史探求与综合的美学沉思结合起来, 浅白地说,即: 高深的美学思考也应该以扎实的文献材料作基础。殊不知这一结合, 在有事实关联的畛域内的确较易实现, 但在没有事实关联的更大范围里却常常是无从把捉、也难以调和的一个矛盾。这种在彼此之间不存在事实关联的文学或诗学现象展开讨论的研究, 比较文学界习惯地称之为“文学比较”。法国学派的主流强烈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由于这种研究需要对相关文化文学具有极深的学养与体认,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又远远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因此, 在汉语学界事实上存在的大量此类研究, 的确严重地败坏了本学科的学术声望。据说, 钱钟书先生曾经引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一听人家谈“文化”就要拔手枪的事儿, 也声称恨不能在那些称他为“比较文学家”的人面前“拔手枪”。钱先生当然是幽默地说的, 但是幽默的下面, 显然潜藏了他对游谈无根式“比较”的不满。将这种“比较”应用到“诗学”的领域, 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今天很多学者对这种诗学比较的指责, 与当年的法国学派极为相似, 其缘由则仍然是信用问题。比较诗学所遭遇到的信用危机问题, 在现阶段有着相当普遍的表现。如何摆脱这一危机, 是当今比较诗学界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 “ 比较诗学”固然很难“可靠”, 然而这个学科本身的价值并不会因某些研究“不可靠”而丧失。换言之, 一旦“ 比较诗学” “可靠”而有“信用”, 则其意义必非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