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 后危机时期的制度变革—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国模式

【引言】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在现代语境下则可理解为“生产社会性与资本分散性”的相容问题。具体来说，分散的资本虽有助于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但极易诱发整体生产的无序性，加剧贫富分化与结构失衡; 与此相反，集中的资本尽管有效强调了社会生产的协调性，然而却以整体决策湮没了个人选择，终而造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1］。为应付上述问题， 18 世纪以来的各现代国家均规律性地表现出“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的行为特征，而其中的内在悖论则为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运用委托代理的模型框架，推导出适应改革各阶段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并通过集体行动、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对之加以论证，最后借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案例，旨在为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制度改革攻坚提供方法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