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

【引言】就业乃民生之本，实现非农就业对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加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意义重大。学界普遍认为，要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是关键。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有利于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为非农就业能力的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形成一个非农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螺旋型上升结构［1 － 2］。关于劳动力就业能力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40 年代。从就业能力的内涵来看，Beveridge［3］首次提出“就业力”的概念，即劳动者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Law，Wong，Moley［4］从个人适应性、个体与市场的交互以及职业认同三个维度定义就业能力。Hillage［5］则认为就业能力是通过在劳动力市场内的充分流动和可持续的就业实现自我潜能的能力。在就业能力的评价方面，Forrier 和Sels［6］指出对就业能力评价应强调劳动力在内、外市场成功就业的机会; 就业能力评估相应从劳动力市场处境、个体流动资本，流动的难度、环境、转换，流动意愿、突发事件等维度进行。与上述学者分析视角不同，Ｒonald W． McQuaid 和Colin Lindsay［7］提出了“全面的就业能力”评价框架，指出就业能力的评价应包括以个人就业技能、幸福状态、工作搜寻等为主的个体层面，由家庭环境、资源等构成的个人环境层面以及由劳动力市场特点、宏观经济需求因素、就业政策等构成的外部因素层面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随着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群体数量的不断攀升，研究者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力资本投入与收入关系、市民化、就业行为、合法权益保护等领域。在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建构方面，只有少量学者就此展开了研究。罗恩立［8］就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该群体的时代特征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宏观需求三方面构建就业能力的整体分析框架，并利用层次分析和德尔菲咨询法构建了包括微观、中观、宏观3 个一级指标，教育与技能、家庭环境等9 个二级指标，个体受教育程度、父母教育、培训的政府支持等25 个三级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指标体系［9］。此外，刘叶云、游钊［10］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出发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依然参照Fugate 等［11］提出的分析框架，囊括4 个层次15 项指标，认为人力资本层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最大，指出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和职业认同两方面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