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的先声: 早期留日学生的办报实践

【引言】在中国近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中，知识分子刊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在1923 年给友人的信中就说: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400 知识分子借由着自己创立的公共空间影响了社会的进程，改变了时代。特别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报刊、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2］11。现代同人刊物在逐步取代社团会刊后曾一度成为出版界的主流，它的公共影响使得其成为了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现象。这样的一种局面可以说是中国公共空间所特有的现象，它独有的文化价值、政治功能等公共性是商业报刊、党派报刊不可比拟的，对于形构中国式的公共空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早期留日学生报刊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先声，更是值得我们关注。中国近代留日学生，作为最早走向海外一批知识分子，虽身在异国，可心在魏阙。已是有着独立意识萌芽的他们初期的“新国民”的办报实践带有启蒙的意味。特别是戊戌政变后，日本已成为流亡者和革命者集散地，他们的报刊所带来的要冲破旧网罗、打破旧世界的新气象，给留日学生以极大的冲击。其实实藤惠秀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提到，亡命客( 革命的失败者) 流亡到日本，在某一意义上，也可视为留日学生。这些亡命客中包括当时的革命骨干: 孙中山先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章炳麟等。留日学生与革命家的思想的互动与结盟，使得他们的办报实践后期趋向革命化，成为撼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的有力武器。但由于留日学生的办报是以同乡会为根基，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这种狭隘的划疆划块的地方化使得他们启蒙影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现代传媒明显带有传统中国“乡土本色”的封闭性，局限了其公共影响力。但同时，由于共同只求“输入文明增益民智”理想和不求营利的办报宗旨，早期留日学生报刊奠定了我们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独有的“独立”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