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蔓延演化模型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引言】城市规划学与城市经济学等学科从不同角度揭示城市蔓延内容，从本质上讲，城市蔓延是一种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低密度、条状或带状、非紧凑开发、机动化依赖等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 1978 年的19.7%提高到2009 年的46.6%。中国135 个城市建成区扩展了4 倍多，国内不少城区建成面积增长速度同比都已超过区内人口增速。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该都市圈呈现核心城市高度规模集聚态势，自2005 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城市规模处于无序发展中。京津与河北省各地级市的城乡结合部对核心城区在社会服务和就业等方面的依赖持续加深，区划过多，投资分散。同时，京津两市极化效应强烈而渗透效应不足，导致京津冀都市圈近年来尽管居住人口呈扩散态势，但就业岗位却集聚凝固，商业业态空间分布也发生极化[1]，传统的西方城市蔓延的“城市中心空心化”现象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尚未显现。伴随着城区基础服务外延的扩展，客观上要求政府不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在投资与管理等方面的载荷不断加重，应对蔓延式的城市扩展策略适时加以反思。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郊区化为代表的西方城市蔓延问题引发学术界关注，西方学者认为土地持有者的投机行为、政府的公共管制（辖区分割）、交通举措以及土地开发税收等是造成蔓延的重要因素[2]。上世纪80 年代后，学者们开始基于经济学视角分析城市蔓延机理，Muth 与Mills 建立Muth-Mills 住房模型描述住宅区扩张现象[3]；Brueckner 区分了市场力量与市场失灵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认为市场失灵是城市蔓延的诱因[4]。90 年代后，美国学者和政府广泛检讨了美国郊区化导致的城市空间蔓延及其带来的生态、社会方面的负效应，提出通过“精明增长”提升空间增长效益的政策方法[5]，取得了一定成效。与西方相比，国内城市蔓延及其规制问题的研究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领域[6]，洪世键、张京祥将交通设施建设与空间增长结合考虑[7]，从城市经济演化角度分析城市蔓延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交通设施建设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则引起了刘卫东等学者的关注[8]；何劲等从分形维度的角度研究区域都市圈空间结构的变化[9]；张帆则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大中城市蔓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