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四书》序列中的位置

【引言】《大学》在《礼记》的序列里，和它在《四书》的序列里，地位迥乎不同。把这种不同说得像是有两种《大学》存在固然有失严重，但比之忽视这种不同的做法，还是要显得更加适宜些。《大学》文本的历史大概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前《礼记》时期”，从《大学》产生到进入《礼记》为结果; 第二个，从作为《礼记》之一篇，以进入《四书》为结果; 第三个，“后《四书》时期”，围绕朱子定本与所谓“《大学》古本”问题争议至今。第一阶段，关于《大学》的产生，即便不以孔子“独取圣人之法，诵而传之”、曾子“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①的观点为其前提定位，无可否认的是， 《大学》必是从圣门里面流传出来，必是在自孔至孟不百年间为曾子、公明高、子思数辈儒者所既就已具者，然后对孟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此于读《孟子》一书显然可见。问题在于，后儒由《礼记》所见，是否就是影响孟子之《大学》的旧模样? 孟子身后两百余年( 自孟至大小戴) ，是否发生了“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以至“其为书犹颇放失”②的情形( 以及在《礼记》成书之后的流传中，亦即在自大小戴至二程子的千一百年时间里，又是否发生过与此类似的情形) ? 后来关于朱子定本与所谓“《大学》古本”之争，两下里对此等问题的回答是相反的。至少有一点，古本论者说得也对，就是自后儒之可得而见者言，上溯至最远，无有早于《礼记》本者，他们因即以《礼记》本为“《大学》古本”而尊信之。但是对程朱而言，自孟至戴的两百年时间，实不能不说提供了巨大的疑问和想象空间。如果在这期间《大学》文本方面无法保证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过，那么显然，古本论者所尊信的本子，时间上充其量只能说是“最不晚”而已，要非“最古”、“最早”; 孟子眼中所见，显然更当得上“《大学》古本”之名。既如此，他们对《礼记》本的尊信就不免成问题，即以他们本身所持逻辑而言，对于此本，态度上也要加一种分寸，要有一定的保留性。《礼记》本究竟是不是无改于孟子所见，凭何而断? 这不是一个可以交由时间说话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一味悬测，须凭对其中道理的辨析研穷。也就是说，文本之争，自非仅为一种历史学、文献学题目，亦关乎方法立场或解释原则的差异，并由以通乎根本道理之认定。较之古本论者的“尚古”、“信古”，程朱予人的印象似偏于“疑古”。其实，于程朱之“信而好古”，孰谓不然? 惟究竟是“信古”还是“疑古”、“尊经”还是“疑经”，首先不在乎古不古，以及眼前现成经文如何说，倘若质诸圣而未见其然，衡诸理而未见其通，虽古不信，虽有经之名分，总须条理整顿一番，惟赖其人。就像“述而不作”之“述”匪易一样，对于所谓“古”的信与好，里面也须有一个知之既明的意思，要非惟古是尚。这就在疑、信之间建立一种分寸: 疑古不疑圣，据理以明经。① 所以，谓程朱“疑古”也罢，“信古”也罢，其与古今林林总总一切“疑古派”、“信古派”允有不同，即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