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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户籍制度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学术界围绕户籍制度变迁动因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有的研究囊括了影响户籍管制的诸多方面,如公共产品供给、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贡献、财政分权、本地居民的就业保护等。①但这些文本大多是在国家层面上研究户籍制度,较少深入到城市层面探讨不同城市户籍管制程度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差异,基于全国或分省数据的研究很容易掩盖不同地区户籍管制政策制定的真实状况。因此,从城市层面研究不同城市之间户籍管制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有的少数从城市层面研究户籍制度的文献中,蔡昉和都阳利用不同城市的数据验证了城市户口所隐含的不同福利是导致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出现差异的原因,指出自我融资型城市对经济的繁荣昌盛更加重视,对能够为本地经济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持欢迎态度; 补贴型城市则积极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担心各种福利、补贴“外流”。②丁菊红和邓可斌则认为转型环境中财政分权是影响城市户籍管制水平的根本性因素,他们利用19 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度与户籍管制程度呈显著负相关,户籍管制程度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显著非线性U 形相关。③汪立鑫等学者通过构建一个最优户籍政策模型发现,城市管理者所设定的户籍门槛,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市民征税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GDP 增长贡献率、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等因素呈负相关,而与城市管理者对当地市民福利增长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他们还利用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该模型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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