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基于大连市的调查

【引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５　２７８万人，比上年增长４．４％［１］。《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１》中则指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已经呈现出长期化趋势［２］。伴随着如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动趋势上的变化，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突出。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受到多种社会排斥，整体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和隔离的状态［３，４］，他们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５，６］，融入过程主要受到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７，８］。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化［９，１０］。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但是耐受力低等特点［１０，１１］，他们身上的城市特征更多，也更易于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可能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现有文献中已有关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状况［１２］、消费水平［１３］、利益观念［１４］等局部特征的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如刘传江和程建林从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个方面比较了两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１５］；何军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三个方面测算了两代农民工的融入程度［１６］。两项研究成果都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社会融入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多维度概念［１７，１８］，目前研究中相对缺乏更为系统、全面地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测量，从而比较他们在社会融入方面的显著差异，以期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提供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