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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碎片之中”①的个人境况所带来的威胁愈演愈烈,我们确有成为“堕落的公共人”②之虞。贝尔( Daniel Bell) 认为,这种情状的缓解有赖于我们的“文化能否重新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有经验的聚合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③。“解铃还须系铃人”,传统和现代不仅提供了培育后现代的沃土,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解救后现代的良方———本文着力探讨的政治仪式便是一剂值得重视的医治“良药”,它作为一种历史悠远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无用孑遗,而是在历久弥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危机集中在身体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社会将身体完整地放置在等级秩序中,也不同于现代社会扶持身体庄重而独立的姿态,后现代社会漠视身体的从属问题和权利问题,或沉湎于率性的“拼凑”( pastiche) ,或钟情于随意的“漫游”( peregrination) 。在面对这种身体状态时,政治仪式对身体能够借助于两种不同的规训技术,既提供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从外部阻止身体的分裂,这是政治仪式最为基本的传统功能之一; 也提供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让个体通过由内而外的反思给予自身一种有效的护持,而这正是政治仪式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需要作出的重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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