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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些年来,关于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献较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庞虹,晏克非[1]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作为GDP增长的变量,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并且从推动力系数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董大朋,陈才运用VAR模型,分析了东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黄寿峰,王艺明[2]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非参数Tn检验方法,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非线性关系。林馥波[3]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多种因素,综合为一种交通基础设施主因素,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公路、铁路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最大,而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差异。国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很多。大部分学者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灰色关联等计量模型进行论证国内省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梁慧超,王世昆[4]运用灰色关联和回归分析对河北省1986-2007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判断了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邵明波[5]以1985-2007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出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正确性。戴宏伟、陈永国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测算了京津冀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京津冀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调整与转移。张丽峰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1978-2005年京津冀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得出不同地区三大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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