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文化话语重构与《诗经》注释新义的发生

【引言】魏晋六朝是一个政权不统一的历史时期，王朝倏忽而替，士人们已经找不到忠于一个王朝的理由，因此忠于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生存机会成为这一时代的主导。儒学家不得不改变原有以周代社会政治原型论为标准的经学评判标准，开始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其思想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从关注天人相应，走向对人伦的关注，人性论，情思论，成为这一时期论述的重点。“用构建一套价值观念和知识话语系统的方式来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基本格局，乃是历代士人阶层实现其社会干预目的的唯一可行途径”［１］。新话语的构建必须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权威，于是魏晋士人们找到了孔子。这不是偶然而为，因为在汉代孔子就是一个圣人的形象，只不过他的形象是伴随经学的权威性解释而出现的，孔子是经学的正统的标志。司马迁认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２］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３］王充则提出：“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４］甚至谶纬之学也与孔子捆绑在一起，《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借助于神化的孔子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