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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是指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叶兆言等人的小说写作。迄今关于这一概念虽还有争议,但已为学界大多数人认可。然而在1980 年代中后期,当这些小说刚刚在文坛出现、扩散时,批评家并未立即使用“先锋小说”来命名之,其时风行的现代派小说、探索小说、新潮小说、实验小说等名称虽不是专指“先锋小说”,但都曾将它涵括其中。究其缘由,这既是因为彼时批评家对先锋小说在新派小说中的特质认识尚较模糊,更是因为他们宁愿专注于先锋小说与其他新派小说之间的共性质素,即它们都具有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特性。这一写作特性,在当时对先锋小说评论最为活跃的李劼看来,乃在于文学形式被推到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在一篇文章中,李劼充分阐述了文学形式的独立性、主动性以及“形式即内容”的观点。① 文中明确提出的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之说,后来为研究者反复申述,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描述先锋小说写作新质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李劼这种先知先觉的描述所适用的对象,不光有作为先锋派的马原和孙甘露的小说,还有1980 年代前半期的意识流、现代派、寻根小说以及莫言、何立伟等人的小说。由此可知,在李劼那里,先锋小说的特性被淹没在所有新潮小说的共性之中,先锋小说与其他新小说之间对形式的推重程度之别,或者说二者与现实主义写作之间的距离远近,并未得到充分留意。此时的李劼明显更看重所有具备陌生化形式的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倾向,带着“重内容轻形式”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李劼意在冲击的首要目标。不久之后,李劼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一文中有所调整和改观。在此文中,李劼把新潮小说分成三类来考察: 一是“文化寻根”类,主要以寻根小说为代表; 二是注重“生存观念”型,主要以现代派小说为代表; 三是“形式主义”,主要以先锋小说为代表。② 这种类型划分表明,李劼已经注意到新潮小说的内部差异,意识到先锋小说在新潮小说中的独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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