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献之历史功用—广西石刻研究之七

【引言】石刻自其发生，因材质易得、风雨不侵、经久耐磨、外力难坏、可传久远，遂受到人们的青睐，以之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广泛应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传递信息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用，成为我们今日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人们对石刻研究的重点在于金石学，对石刻的文献功用注意不够，影响了石刻文献价值的充分开掘与发挥。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早有认识，如欧阳修已关注到石刻的证史功能，“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序》）也有学者试图全面总结，如叶昌炽总结石刻功用为四点：一曰述德崇圣，二曰铭功，三曰纪事，四曰纂言，并各举数例。柯昌泗批评说叶昌炽列目有缺漏，举例有未合。［１］１８１－１８２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将石刻分为墓碑、墓志、造像记、刻经、诗词、题名和杂刻七类［２］，是就体裁而言。毛远明总结为记事赞颂、哀诔纪念、祠庙寺观、诗歌散文、图文碑刻、应用文碑刻、石经、题名题记、几种特殊碑刻等，这种总结，体裁、题材不分，论述较为混乱。关注石刻的功用，有助于学界对石刻文献价值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发挥石刻的文献价值，有助于对社会历史各项研究的深入开展。笔者以为其功用大者盖在七端：昭告国家大事、助理民生日用、推动教育发展、传播宗教文化、记录私人事迹、推广文学创作、传播书法艺术等。石刻在传播书法艺术方面发挥的功能，显而易见，论述也多，在此不赘，故本文粗分六类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