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还是道学？—从西方哲学的困境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引言】自西学入华以来，中国自身的学问就面临如何摆的问题。在经历康长素、廖季平等经师“最后”的挣扎之后，五四一代的学者作了快刀斩乱麻的处理：中国学问的骨架———所谓具有思想性的部分———以“中国哲学”的名义归入哲学的旗下，其余部分则被扔进现代西学各学科，成为现代西学学科制度下一些不起眼的零碎。零碎就毋需多言了，就算是“中国哲学”这个骨架，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争议不断。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人士或者说中国的学人，都为这个问题焦虑。心志低者，以自怨自艾的态度去发掘中国发展不出西方哲学的原因；心志高者，如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则力图证明西方哲学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中国的哲学比西方的哲学更为“哲学”。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对“文化自觉”的强调，中西结合的做法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西学概念有拆解中国学问的危险，纷纷划清西学与中学的界线，认为两者不可比，至少得小心翼翼地比。① 这种“守地盘”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比熊十力、牟宗三略胜一筹，但在气魄上其实反而不如熊、牟等人。说到底，这两种研究路数都预设了西方哲学的优越性，无论是反驳抑或隔离，最终都是源于“危机感”。真正的自信必定是扬子云式的：“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② 或问：“八荒之礼，礼也，乐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国。”③ 然而，如果想此种自信不沦为夜郎自大，就必须对西方哲学与中国自身的学问有真正通透的理解———这必定是万里长征，而我在本文试图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从西方文明的源头《伊利亚特》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