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身份的多重建构—从赫施的“捍卫作者”命题出发

【引言】在解释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意义的来源与存在方式始终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将理解等同于人类生存的本然状态，自然，意义也将伴随生命的无止境流动而呈现出多元、相对、变幻无常的本质特征。相较之下，美国学者赫施( E． D． Hirsch，Jr． ) 发出了另类的声音，他坚决主张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以此为基点，他又提出了“捍卫作者”这一核心命题，在他看来，只有坚持从作者出发对文本意义加以追溯，解释的客观、有效才可能获得牢固的立足根基: “一旦作为文本意义决定者的作者被无情地放逐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能充分评判解释之正确与否的准则存在。”［1］3说到底，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希望自己的表述失去稳定意义的支撑而陷入空泛、茫然的状态，即便是伽达默尔崇尚差异的本体论解释学，也往往强调在主客体“视域融合”的每一个瞬间发掘出相对恒定的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赫施近乎偏执地将获取这种意义的希望寄托于作者身上———而后者，在当代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中早已是一个失却威信的、明日黄花般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赫施的理论也成为了时常招致非议与蔑视的对象，如伊格尔顿便戏谑地将赫施对作者的维护类比为农场主们“对土地所有权的捍卫”［2］59 － 60，而拉曼·塞尔登主编的《剑桥文学批评史》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最终在分析中，仅仅是赫施对一条有效性标准的欲想、而不是他自己的论述的分量驱使着他将文本意义锚定为作者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