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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为“天府之国”的川蜀①[1]卷二[2]卷一六○是中国文化在西部的主要“产区”,与东部的江浙遥相对应。川蜀所拥有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史学上也有突出的显现。特别是两宋时期,川蜀籍史家大放异彩,撰成许多重要的史学著作,如成都华阳人范祖禹的《唐鉴》、成都人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新津人张唐英的《唐史发潜》、眉州丹棱( 眉山市丹棱县) 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隆州井研( 今属四川乐山市) 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两宋时,川蜀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梓州路( 南宋改潼川府路) 、利州路( 南宋后期分为利州东路、利州西路) 、夔州路等,虽然包含了今重庆市,但《宋实录》的作者却分布于阆州,成都( 华阳、双流、新繁) ,眉州( 眉山、丹棱、青神) ,蜀州( 新津、崇州) ,邛州( 临邛、蒲江) ,汉州绵竹,永康军青城县,顺庆( 南充) ,隆州( 井研) 等地,皆在今四川省境内。本文所论川蜀作者,便指今四川省的作者。虽然四川是今天通行的地理概念,但以四川盆地为主要地理单元所形成的特殊的生态环境,则并不受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改变,其对史学人才孕育所赋予的自然条件是既定的,变化的只是该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荣衰,进而影响到该地的人才增减以及这些人才对国家史学贡献的大小。目前,关于四川古代史家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②[3-6],但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专门研究《宋实录》作者群的论著,故本文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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