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南北分立原因探析

【引言】2011 是全球动荡变革之年，从北非、欧洲、亚洲到南北美洲，很多国家都被某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或民众骚动所困扰。从突尼斯蔓延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波政治民主化潮流，它颠覆了阿拉伯人不会上街游行、经济自由化应该先于政治改革、只有威权政治才能防止伊斯兰主义者攫取权力等传统观点。一贯虔诚安静的穆斯林突然走上街头，或和平或暴力地表达自身诉求，其溢出效应波及中东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威力所及，突尼斯总统匆匆去国，埃及总统无奈辞职，也门总统被迫让权，利比亚政权血腥更迭，叙利亚内部冲突升级，巴林王室面临考验。面对政治改革停滞和民生发展失衡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风险，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坚冰开始融化。海合会国家集体自保并大手笔向民众施惠，摩洛哥和约旦国王主动放弃任命首相等重要权力以推动政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的利益派别围绕新政权架构艰难博弈。作为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在2011 年虽然没有遭遇民众街头革命的喧嚣和动荡，却经历着更难煎熬的蜕变之痛。2011 年7 月9 日，在经历了非洲地区最旷日持久的内战之后，南苏丹正式宣告独立，全世界30 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了南苏丹的独立庆典。7 月14 日，第65 届联大以鼓掌方式一致同意接纳南苏丹为联合国第193 个会员国。苏丹南北2011 年的分手表面上看似和平，但考虑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次内战造成的惨痛后果，考虑到数十年停滞不前的社会发展和南北分立对双方未来发展的深刻影响，分立后的苏丹北南双方都将面临更多更棘手的深层次问题。对于双方来说，只有系统分析导致国家分立的原因，舍弃对历史发展进程“不应该怎样”的徒具形式的激烈批判，积极反思各个阶段的治理实践得失，深化对未来“应该怎样”的探究和思考，才能在诸多事务的具体处置中鉴往而知来，从而推动社会的改良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