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们共同的文明：狄金森的中国观及其国际人文主义

【引言】每当面临重大的社会危机， 文明研究便会显得尤为迫切；文明濒临或陷入冲突的关头，往往也是比较文明理论风靡的时期。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地缘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促使人们对其比较和研究，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譬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便是以其他文化与文明为参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的反思。在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惊觉这两场战争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不同的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甚远， 但人类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却颇为相近，因此，汤因比认为世界史研究可以而且也应该超越时间和地域的差异，自觉比较和考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律和模式。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便试图比较不同社会和地区的历史， 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20 世纪初， 包括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sDickinson, 1862 ~1932) 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 ~1970）在内的一批激进的剑桥大学学者，不约而同地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关注文明的多样性并致力探究全球文明进程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带着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希冀，他们先后来到了中国， 希望能从中国悠久的历史轨迹中找到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因其在西方知识界的声望，罗素的中国之行备受各界关注，各家报刊予以了广泛报道。1920 年10 月至1921 年7 月间，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近9 个月。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也曾前往聆听， 不过据称他对罗素有关中国文明文化的论述不甚服膺。而在罗素访华7 年前， 狄金森也是为了寻找不同于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20 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巨轮下，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为了疗救工业文明的弊病，在世纪末的衰颓中找寻出路，狄金森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看到了未来重建新型文明的可能，而接踵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坚定了狄金森为世界和平奋斗的信念。“从希望破灭后的废墟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他， 一位热诚的和平斗士。”[1]一战以后，他奉和平主义为圭臬，并主张在全球践行人文主义， 以增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互相理解和接受，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