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意图和意识—语言适应论的意义回归研究

【引言】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阶段经过认识论阶段进入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至今的现代语言哲学阶段，百家争鸣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各学派出现了向传统哲学转向的迹象。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意义，语言就是阐释和建构“意义世界”，“语言是人类建构意义世界的唯一材料”［1］60。其发展趋向呈现为自然语言的逻辑实证主义路线和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路线。前者的重要代表有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蒯因和戴维森等，“主要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专注于语法和语义的研究，而忽视语用的研究”。后者的重要代表有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塞尔和格赖斯等，“更多地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作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2］73。英语pragmatics 一词从词源上看，既指哲学领域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指“语用学”这门历史不算太长的学科。由此可知语用学自诞生以来与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用意义是言语交际的核心概念，但是自Grice ( 1957; 1967) 以来，欧美后继语用学理论出现了分野，关联理论学派将语用意义解释成说话人的意义，而语境学派的理论如Lederer( 2005) 考虑了句子从具体语境推出的意思，把语用意义看成句子在特定语境里的话语内容［3］。语用学中语用意义的意图研究( 如Searle，1983，1992; Stroud，1992; Weiser，1974) 首推Grice。Grice 考察了逻辑、信念及意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根据说话人意图区分语言符号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并用合作原则来规范语用意义的产出。Grice ( 1989) 认为语言行为之下的心理意向也许并不是决定语言意义的要素。正常情况下，会话意图和会话内容之间存在理性的合作原则，人们说话都是有意向的，说话人通过言语体现“计划”［4］222，因此，话语能产生特殊含义并不只是意向性使然。Grice 的意义理论启发了Searle，他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概念进一步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Sperber 和Wilson［5］21引用了P． E． Strawson 对Grice 会话意图的分析，指出交际双方的意图是明示的，言语交际是明示－ 推理模式，意图框架可以用于解释并概括所有言语交际行为［5］61 －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