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的“回到马克思”

【引言】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似乎是自明的，因为研究者大都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些研究往往难以确证自身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这种“指导”。在恩格斯看来，“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1]不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学教材不时给人以“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2]因此，有理由怀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云云，极可能已沦为著作家的“客套话”。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俨然已成为显学，[3]“现在要想找到不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是不可能的。”[4]反观中国教育学界却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冷一热的矛盾态度：冷的是，虽有识之士呼吁中国教育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接着讲”，[5]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日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6]热的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热衷于译介国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成果，[7] 其中缘由耐人寻味。可能的解释是，被权威化的马克思主义已沦为面目可憎的教条，研究者或用沉默的方式以示对这种教条化的抗议，或通过译介、诠释外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方式以回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使得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探讨中国本土的教育问题，推进我国教育学的理论创新近乎一句空话。问题在于，中国教育学能避开马克思主义吗？现实中，马克思主义是官方主导的观念系统，教育学至少在形式上难以回避同它的关系。即使它在形式上用“套话”避开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能回避得了吗？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陆续渗入几乎所有历史和社会科学。[8]即使为了能够与这些成果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中国教育学也有责任探讨自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20 世纪中叶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指导”下，中国教育学从研究到陈述均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印记。在此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中国教育学生命史的一部分，即使从自我成长的角度出发，中国教育学亦有必要反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是，面对被权威化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并不利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欲从根本上探讨中国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或复兴并承继中国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学者首先需要廓清一系列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何在？怎样评估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如何对待外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缘故，我国教育学者在探讨这些前提性问题时面临两个特殊困难：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官方主导的观念系统，这为研究者在学术意义上探讨这些问题预设了讨论所允许的广度和深度，从而限制了讨论本身所能取得的成就；其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政治灌输的一部分，而非自由学术探讨的对象，因而绝大多教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或源于他人对“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提炼，或是建立在对少数经典著作的片面解读上，而不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述进行全面、系统、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这些困难既损害了中国教育学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能力，又使其难以同外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至多只能做些译介、诠释性工作）。在此背景下，可行的策略之一是暂时“悬置”各种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原初语境。这样，中国教育学便将重新理解马克思作为探讨自身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前提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