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内控质量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引言】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文献指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协调债务契约双方冲突的功能，有利于债务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Ahamed et al，2002; Watts，2003) 。但也有研究发现，债权人似乎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对盈余质量差的企业进行“惩罚”，盈余管理行为似乎并不会损害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 Beatty et al， 2002; Bharath et al， 2006) 。基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孙铮等( 2005) 发现相对债务比重较低的公司而言，债务比重较高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更稳健，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更是如此。魏明海等( 2007) 发现，当债务契约双方冲突较大时，公司的会计处理更加稳健，公司越可能获得新增贷款。而陆正飞等( 2008) 进一步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确实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出现这些迥异的研究结论，可能是这些研究受到了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因为一方面，严格的债务契约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而限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一方面，为了符合债务契约的要求，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且，目前的研究大都忽视了会计信息生成最根本的制度约束，更多针对的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背景，相关结论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实际。同时，由于制度环境的限制，较少从产权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缺乏经验上的证据。事实上，高质量的( 决策有用的) 会计信息背后最重要、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仍是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Beneish et al，2008; Ashbaugh － Skaife et al，2008) ，内部控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了解会计信息背后的内部控制制度，可能是研究会计信息在公司契约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作为问题的另一面，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角度看，Kim 等( 2011) 、夏芸等( 2011) 、杨德明等( 2011) 针对不同资本市场的研究已发现，内控质量更高的公司会以较低的借款成本获取更多的银行信贷支持，而Brandt和Li ( 2003 ) 、Dinc ( 2005 ) 、孙铮等( 2005 ) 、方军雄( 2007， 2010) 、Firth 等( 2009) 、白俊等( 2012) 则研究了产权性质在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决策中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要么没有进一步研究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对内控质量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显著影响，要么在关于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决策中是否存在“信贷歧视”方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并且没有考虑我国银行在分配信贷资源时具有的双重标准———商业性标准和政策性标准。因此，本文关注三个不断递进的问题: 内控质量的提高是否会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内控质量的提高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这种差别信贷政策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是否会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产生显著的差别?据我们所知，本文也是国内第一篇通过构建政府管制与企业行为的互动框架，进而考察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和内控质量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影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