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前言】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是国外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和宗教等的人文科学研究，自明代耶稣会士来华始，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学（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是国外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的社会科学研究，发源于美国，有大约八十年的历史。应该承认，汉学与中国学之间存在学术分野。如果在法国学者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和美国学者施坚雅（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２５－２００８）对中国市场层级体系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作一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汉学与中国学的学术着眼点和学术手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些国外研究不管是使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手段，中国在其中都只是材料的来源地或理论的试验场，它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中国而中国，而是为了丰富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和学术影响都是西方的。在“传教士汉学”时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及政府体制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就是明显例证。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借用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９５１－）的说法，是通过“迂回”中国“进入”西方①，或者借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みぞぐちこうぢう，１９３２－２０１０）的话，中国只是“作为方法的中国”②。本文探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河北因素，属于区域文化研究，不涉及汉学与中国学在学理上的差异，而是更强调它们在学术对象上的共性。因此本文不作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分，统称为海外汉学。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机构建制方面，已经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十几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期刊建设方面，出版物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汉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北京语言大学主编的《汉学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学季刊》以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通讯》等十几种专业的学术期刊。此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③ ，“世界汉学家大会”④ 和“世界中国学论坛”① 的交替举办，更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汉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二十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正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门“显学”。①世界中国学论坛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社科院联合主办。２００４年第１届、２００６年第２届、２００８年第３届、２０１０年第４届和２０１３年第５届均在上海举办，其中第５届论坛有来自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２８０名学者共同参与。②详细情况可参考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③国内学界对上海徐家汇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其耶稣会藏书楼的藏书已经支持了几篇博士论文的产生，但学界对河间府耶稣会的研究目前几为空白。河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文化具有典型性，因而受到来华外国人及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中国政治史上，因环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之一———北京，河北因此也居于较突出的位置。文化、人口、经济与政治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时均把河北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对象，也使河北与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均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