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前言】作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汲古复雅、师心求变的诗学思想截断众流，泽被广远，是研究明清诗学不可绕过的一大关键。从陈寅恪先生发表名著《柳如是别传》至今，钱谦益与虞山派诗学渐渐成为研究热点，拓荒补白、富有新见的论著不断涌现。但由于钱氏《初学集》、《有学集》卷帙浩繁，文学思想丰富庞杂，尚有一些理论闪光点未得到足够关注。如其《冯定远诗序》一文中的“穷而后工”说，往往被研究者用来佐证钱氏论诗主情说或世运说，其在作者整个诗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穷而后工”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要命题的发展和贡献却被忽视了①。从诗学体系而言，钱氏就“穷而后工”发挥出诗人之“性”、“情”、“学”、际遇多元互动而指导创作的观点，是其后来“灵心”、“世运”、“学问”三者结合的成熟诗学观的萌芽。从文学思想发展史来看，钱氏在“穷”和“工”两方面都作出了新的阐释，尤其将“穷”的范围从诗人之际遇扩大到诗人本身并侧重于后者，是对“穷而后工”说的重要发展，并涉及到中国古代关于“诗人”身份的塑造与认同问题，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