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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人类历史进步的首要命题是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的第一重要任务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物质生产劳动从来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活动,所以,人与自然关系既包含人与外在自然界,也包括人与内在自然性的关系。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总是同人与人的关系纠缠一体。人类最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就包括自然法则与社会规律。人类最初不得不面对的社会规律一定包含人如何逐步从个体走向集体、从自然走向社会的问题。其具体内容之一就是每一个人必须逐步把自己的自由权利以“契约”形式转让给集体社会,并逐步习惯凭借“契约”把个体眼下的利害计较遮蔽甚至融化在集体未来的社会目的中。因为这种为未来长远而牺牲目前短暂的理性驯化毕竟是一个压抑个体生命欲望、毁弃原始自然感情的痛苦过程,所以,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一定会潜藏着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这时候,社会“契约”因为符合必然规律,它不合情却合理,违背社会“契约”的行为一定是悲剧。但是,社会“契约”始终在利益争夺、艰难博弈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其中常常充满新旧交替的错裂罅隙。社会“契约”还往往难以充分保证转让出去的权利不会被误用、滥用。这时候,本来不合情却合理的社会“契约”就可能失去相应的合理性,于是,本来不合理却合情的“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就可能获得一定的合理性。“逃逸社会契约的原始愿望”,终于可以通过抛弃遭遇双重否定的社会“契约”,获得具有审美价值的喜剧意识的笑。但因为中西方人尤其是历史最初发生学时期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生成了中西方人的文化心理机制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方人判断社会“契约”合理性的参照系。概括而言,西方人判断社会“契约”合理性的参照系是变化发展中的错裂罅隙,中国人判断社会“契约”合理性的参照系是转让的权利被误用、滥用。中西方判断社会“契约”合理性的参照系,终归决定了中西喜剧意识审美本质分别是历史告别与道德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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