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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作为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低的国家,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多年来耕地保护的实效却不容乐观[1-5]。广大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是我国耕地保护效果不佳的众多主要原因之一[6]。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上,更是关键因素[7-9],如何充分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对于确保我国的耕地保护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自2004年起,国家不断加强了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补”为主的农业补贴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增收速度明显加快。但是,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耕地保护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如何通过农业补贴政策来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激励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是融“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于农业补贴政策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不少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杜辉等人分别从补贴目标、方式、范围与资金角度对2004 年以来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现阶段农业补贴政策难以同时兼顾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应主要定位于粮食安全[10]。周应恒等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分析,认为取消农业税和" 四补贴" 政策对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粮食增产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更大,这些措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最大不会超过9%[11]。王姣等则利用实证数学规划( PMP) 模型,对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减免农业税政策措施的粮食增产效果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除减免农业税以外,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对农户粮食产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都不是很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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