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前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关于“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北京大学的姚洋和潘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已成型，特色鲜明.姚洋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是指政府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差别，这种组织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重合，也就是说，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增加它所代表或与之相结合的特定集团的利益[1]；潘维认为，中国道路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他认为西方强调“分”，而中国强调“和”，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的“人民性”是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总结中国模式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2](6)也有人认为在“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基础上的渐进改革在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原因分析也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也有很多人认为，目前总结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客观些说，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初具端倪，政党领导和国家推动的改革能走多远，还有待于执政党和国家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水平的提升。当我们追问：是谁改变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呢？又是谁改变传统中国的面貌，走向现代化文明的现代国家呢？“救亡图存”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巨大的凝聚作用，号召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再次腾飞。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和民主的现代国家形象召唤着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开拓进取，是现代国家整合着利益冲突、引领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共识性目标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