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利好现象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货币政策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此大环境下厘清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于解决中国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Ｔｏｂｉｎ（１９６５）［１］最早将货币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以便更好地阐释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假设货币与资本之间可以完全替代，由此得出货币与产出正相关的结论，被称为“Ｔｏｂｉｎ效应”。而后学术界掀起对货币与产出关系研究的热潮，研究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结论也是千差万别。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１９８１）［２］假设货币是资本的互补品时得到货币与产出负相关的结论，被称为“反Ｔｏｂｉｎ效应”。虽然二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对的，但至少表明货币和产出之间存在相关性。Ｓｉｄｒａｕｓｋｉ（１９６７）［３］直接避开货币需求假定并将货币引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由此得出长期均衡状态下货币与产出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相关性的结论。Ｇｅｗｅｋｅ（１９８６）［４］和ＭｃＣａｎｄｌｅｓｓ（１９９５）［５］在其研究中给出相似结论，认为货币增长与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如此不仅否定了“Ｔｏｂｉｎ效应”，也否定了“反Ｔｏｂｉｎ效应”。与此同时，Ｋｉｎｇ（１９９７）［６］认为货币供给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但货币增长却会影响实际产出。很明显，不同学者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给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这就注定了有关货币问题争论的长久性和持续性，不过上述研究都是在确定性环境下进行的，直到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７５）［７］放弃传统研究思路，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推广到随机状态下，才使得这一领域再次取得突破。不过多数学者（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８；Ｙｏｉｃｈｉ，２００２）在其研究中都给出了货币非超中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在随机状态下货币供给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