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引言】学术界关于基层政府行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杨善华等用“谋利型政权”形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的基层政权，指出基层政权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自身的利益意识空前觉醒，在可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和空间面前，想尽办法为自己创收，同时也指出了基层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1］。孙立平等在基层政府征收“定购粮”事件的研究中，对人情、面子等非正式策略嵌入到正式权利中的过程和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基层政府在处理矛盾时是“软硬兼施”，并将其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过程”，指出了基层政府在处理矛盾时扮演角色的多样性［2］。吴毅用“权利-利益结构之网”概括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点，指出现代中国农民抗争屡陷困境主要源于乡村社会复杂的“权利-利益结构之网”的阻碍。同时，他指出，以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解释维权上访中的抗争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3］。荣敬本等以“压力型体制”解释社会转型期基层政府的运行机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各级政治组织( 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 将各项任务量化分解到下级组织和个人，并根据完成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其实质是政治承包制。这些任务中的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未达标，就视其全年的工作成绩为零。因此，各级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他们指出，“压力型体制”是在中国目前发生的赶超型现代化以及正在完善的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4］。张玉林认为，在对农业剩余的提取逐渐减少并且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政府维持运转的财力支撑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与福利的确保，迫使地方政府必须着力培育和壮大企业，以扩大税源和财源。在农村税费改革导致农业税减少的背景下，“招商引资”风潮愈演愈烈，而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就源自前述压力。这是中央政府抑制“经济过热”的努力往往难以抵挡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主要症结之所在，而这种现象自然也是“压力型体制”这一框架所难以解释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