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寓言与“叙述”的后现代—从余华的小说《兄弟》说起

【引言】看过小说《兄弟》( 余华) 的读者，大概很少无动于衷于小说中夸张、滑稽、搞笑的场面描写以及放肆的语言暴力，而对于许多严肃的批评家或那些对余华有所期待的读者，则可能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却是，越是专业的批评和善意的讽刺，越是促成了小说销量的直线飚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无独有偶的是，在此之前有一个叫做“馒头事件”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其内容无非是对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无极》的恶意讽刺和肆意歪曲，但这种恶搞似乎并没有给陈凯歌带来什么损失，反而使得电影票房持续上涨。这里把电影《无极》和《兄弟》放在一起，或许不伦不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背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这两个人在20 世纪80 年代乃至90 年代初一直都是把自己视为精英知识分子，坚持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创作，而到了90年代以来，似乎很默契似的，他们又都开始了某种转向，虽然其中的转向不尽一致。陈凯歌作为一个电影人，对市场的转向似乎更彻底。而余华作为作家，因为书写媒介的不同，或其他原因，在进入到90 年代，则开始了从先锋到传统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先后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被广为称赞的作品。在写下了这些作品之后，有几年时间没有余华的身影，一旦重新复出，自然使很多人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这几年“磨”出来的所为何物? 但结果却让人们普遍失望。究其实，这种失望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人们的某种“期待视野”: 即倾向于把复出的《兄弟》视为《活着》等小说的延续和拓展，如此数年的打磨之后，理所当然要有更高的超越了。从这个角度看，《兄弟》确乎表现出了某种退步，尤其是下部与上部的不协调，被人们看做是余华难以为继、力不从心的表现:看，这就是写出了《活着》之后的余华，他再也超越不了自己!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余华的小说创作放在90 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来看，特别是与彼时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无极》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若隐若现的联系之处: 这都是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创作潮流，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创作。其被专业评价家的热骂与市场效应的高涨所形成的悖论，就像“馒头事件”表现出的恶意嘲讽反而助长了电影票房一样，这些现象只有放在大众文化的角度才能得到较好而公允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