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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文化认同( cultual identity) 又可译作文化身份,随着全球化而备受学者关注。在台湾文学中,文化认同问题由来已久。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改造台北市区的空间结构,使之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双重空间象征意义,形塑了台湾人对皇民身份的认同,导致台湾人“双乡心理”①下文化认同的扭曲: 既无法割舍山川地理的传统想象,也无力拒绝配合日本统治的官方新的山川论述。光复后,吕赫若、吴浊流等作家反日主题的书写是台湾人对殖民时期文化身份的重新反省,而反共怀乡小说的文化乡愁更加深了文化认同的危机。1977 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对民族、本土文化以及主体性意识的推动,导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统独论战。正是“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伤痕以及与祖国大陆四十年的政治隔离造成了对台湾文化认同的扭曲。延续这一走向,更有将原来反美、反日的文化认同诠释成反华的文化认同,将“二二八”事件的“阶级矛盾”置换成“民族矛盾”这些荒谬的文化逻辑。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都市化发展,西方都市文化的意象已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然而,西方文化带来的是表征上共同的共享意义,而不是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多元与混杂的现象使得台湾文化身份的模糊性凸显,导致文化认同的扭曲与迷失更是愈演愈烈。“‘文化认同感’在迷失甚至走火入魔之后,文学的批判功能也无法保持。在这样的状况下,台湾文学如何再有能力提供它独特的文学经验?”②这是一个学者面对台湾文学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迷失所发出的深深忧虑,也是当代台湾文学本身在全球性的消费文化降临时,对于文化认同表现出的困惑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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