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取向的错位与选择—唐寅山水与花鸟作品形态及审美分析

【前言】邵洛羊在《唐寅画集序》中说: “唐寅狷介疏狂、任性放诞，难以齿于士族，而被目为‘狂生’。他一生坎坷，代人受过，被人所构，仕途绝望; 寄情诗酒，流连丹青，背时违俗，实在是不得已的。”①有关唐寅才情绝茂、任诞使气的放荡行为以及他的人生悲凉心境，前人研究多有所涉。与其说社会环境乃至于苦痛的人生经历塑造了恃才傲物的唐寅，不如说那是他满含嘲讽和戏谑的以“风流”自喻而隐隐郁积的深心的不平。他在“仕途绝望”后，“寄情诗酒，流连丹青”，“背时”却未必“违俗”。明代中期，吴中地区小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原来的“荣宦游而耻工商”的旧价值观也在这些文人士大夫当中被渐次打破，因而文艺之“自我适志”也向着“自娱娱人”的形态演变。就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明代四大家树立起自己的绘画风格: 沈周与文徵明成为具有明代特色的文人画风格的代表，唐寅与仇英则借院体之貌完成了各具有文人画特点的绘画风格。关于唐寅绘画的研究，对其曲折人生、交游、画学思想等论述颇多，而真正切入其作品作出深入剖析的却很少。实际上，唐寅花鸟画所彰显的笔墨气象与明代其他文人画家在审美情趣着意表现“逸趣”之风上总体风貌是一致的，但唐寅山水画与花鸟画在形态与审美观念上有所偏差，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自身的文人身份、审美价值取向的错位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