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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 世纪40 年代,上海市民社会渐趋成熟,现代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使得文学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沦陷区的动荡局势使得朝不保夕的市民失去了崇高感和悲剧感,淡化了诗意的追求,无力关心宏大主题,转而去追求“一刹那的安慰与排遣”[1]458 ,从日常生活领域品味生命的意义,表现日常生活、传达市民趣味的散文受到文化市场的欢迎。《天地》散文以关注饮食男女主题为主,表现日常生存状况,肯定日常生活价值,使得日常生活成为独立表现对象,成为特殊语境下现代都市的日常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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