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坦贝克生态观及其写作

【引言】1974 年，约瑟 夫·米 克 提 出 的“文 学 生 态学”［1］概念把文学纳入了生态批评的对象行列中。文学与生态学的有机结合，推动了一部分文学作品的兴起。“生态写作”这一概念从上世纪90 年代起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多种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题材探讨人与动物、人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作品不断涌现。这种作家有意识地进入生态环境的创作，关注环境污染，对人类自身行为进行反思的文学形式，也就是我们当前所称的“生态写作”。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一类作品的创作焦点。然而，并不是所有与自然相关的作品都能被称为生态写作。在中西文学史上，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也许涉及自然，关注自然，但并不具备生态写作所必备的“生态忧患意识“。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田园诗歌，西方文学史上的“超验主义文学”等，虽以自然为主要的创作对象，但它们主要体现了“作家对自然的亲近，从自然中体味情趣，并无意于生态忧患意识”［2］，这一类只能称之为“生态意义的写作”。但是，我们仍然有第三类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生态环保意识，但不以生态忧患意识为根本出发点，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不是作家创作的根本目的。这类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带有生态意识的写作”。这也是“生态意义写作”向“生态写作”的过渡阶段。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名著作品也是数不胜数。老子的“自然无为”，孟子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的“天命论”等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也作为无价的知识瑰宝流传到海外，成为了东方哲学的典型代表。而在西方文学史上，如卢梭的“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爱默生的“令人快乐的力量不在于自然的魔力，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探讨的经典警句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