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重构外宣翻译中的文化缺省

【引言】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文化层面在翻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90 年，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率先提出翻译研究要进行“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简单的看做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模式。诺德曾用跨文化交际来代替“翻译”这一名词，他定义翻译为一种“有着不同文化认知和符 号 系 统 的 人 之 间 转 换 交 流 方 式 而 进 行的 交流”［1］。1986 年，法国语言学家斯铂佰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提出了关于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本质上是译者在原语认知与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关联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联 理 论 是 斯 铂 佰 和 威 尔 逊 在 其 先 后两 版( 1986/1995) 的认知科学力作《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中提出的，关联理论提出的言语交际，同时涉及解码和推理过程。还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2］，可以将话语的理解看做是我们的一种认知活动。此外，他们还提出关联原则与最佳关联假设，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有其最佳关联性。格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活动，首先译文应该尽可能充分的提供语境效果，使译语读者产生相应的关联，达到交流的目的。“让译文读者无须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在这一原则下，译者应该时刻以“寻求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指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