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引言】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这当然与中国自古以来众多部族错综杂居的现实密切相关。可以说，自有了以中原为地理核心的华夏，也就有了夷狄。先秦古籍中常常将蛮夷戎狄与华夏对举，至少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一套区别夷夏的标准。《尚书·禹贡》已经将疆域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1］，其中要服和荒服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以五服制划分疆界的原则，绝非是实际夷夏地理关系的体现，而更多的则是以中原文化为本位理想的疆域构想。其实，从整个世界的疆域来看，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但是人们在实际的认识中总是惯于以本族文化为本位来建构地理形势。《左传》中关于夷夏关系的讨论颇多，但尚无明确的地理意识来区别夷夏，而是以“礼”为核心来区分夷夏①。以较为明确的地理方位意识区分夷夏则大致是从战国开始的，大约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的《礼记》已经明确以“东、南、西、北”四方位配以“夷、蛮、狄、戎”［2］。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关于夷夏的辨别主要是从文化与地理两个方面着手的。无疑这种观念对先秦以后的夷夏观念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