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世俗化的污名与误区

【引言】中国新诗与世俗化扭结在一起，并作为重要诗学论题被提出，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韩东、于坚、李亚伟、周伦佑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充分发挥“莽汉”精神，大胆拆毁诗歌栖身的王谢之堂，将其逐至寻常百姓家，高扬起“反理想、反文化、反崇高”的世俗化旗帜。即便是在“第三代”的集团化、运动式写作已宣告失效的20 世纪90 年代，诗坛不断为“民间”“知识分子”“个人化写作”刷新的情况下，诗歌的世俗底色仍未有根本改变。诗歌向世俗的率先转轨，牵动了其他文体的变革。新写实小说、都市小说、“小女人”散文等无一不以浓郁的世俗气息而应和着20 世纪90 年代市民社会的发达。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由诗歌领衔发起的、持续至今的文学世俗化运动中，诗歌的影响力却不断衰弱，它所从事的世俗化实验也遭到普遍质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却借世俗之舟扬帆直上，成为90 年代乃至新世纪最强势的文体。莫言、王安忆的世俗化转型更为评论家和读者津津乐道。综而观之，在小说领域，世俗化被普遍赋予激活民间资源、解构宏大叙事、体现人文情怀的积极意义; 而在诗歌领域，世俗化却更多被理解为，与物质妥协、向欲望投降、与权力苟和，进而被指认为诗歌没落的根因。持这般论调的，不仅有傍观见审的评论家，也包括一些喜欢忧心动怒的诗人，就连食指、北岛这样的资深诗人也忍无可忍地同时发声: “现代诗歌承载了太多，以至于世俗化了”［1］，“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2］作为小说强心剂的“世俗化”何以成为诗歌的致命毒药? 难道诗歌自当绝别于“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