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实行行为”及相关问题研究

【引言】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肇始于1979 年《刑法》规定，与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并列，作为选择性罪名适用。但改革开放后，偷渡犯罪日益猖獗，特别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犯罪成为妨害国( 边) 境犯罪的常发、多发案件之一，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4 年3 月5 日通过《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将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单独规定，并配置了相应法定刑，增设了加重情节。1997 年《刑法》修订时，将《补充规定》中关于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的内容全部纳入了新《刑法》。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 年1 月30 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失效) ，明确了“组织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2012 年8 月2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国( 边) 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在前述解释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了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的既遂标准。但是，法律规定的抽象性与法律术语外延的不确定性，致使第318 条在适用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的实行行为的论争，对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成立范围和既遂、未遂标准以及犯罪形态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