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舍“身”救国现象

清末新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舍“身” 救国的女英雄形象。比之传统, 这是一类全新的女性形象, 她们一反传统妇女形象, 在“救国” 话语体系内, 走向社会, 投身革命, 不惜舍“身” 救国,恰如《女娲石》所言, “ 数尽人材到巾帼,长使英雄泪如线” 。
一、作为符号的“秋瑾之死”1907 年7 月15 日, 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就义, 成为近代以来因政治原因被杀害的第一位女性。她的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尤其是在当时作为公共舆论中心的上海, 报刊杂志及各类文学形式都将“秋瑾之死” 作为重要事件加以评价, 并且所有的悼念诗文、小说, 都将其称作“女中豪杰” 。当然, 大多数为之鸣不平者强调了其“弱女子” 身份, 认为她只是办报、办学, 提倡女子革命的归国留学生。李细珠的《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 1] 与夏晓虹的《纷纭身后事———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 2] 等文, 已经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引发的思考展开得颇为详尽。作为舆论的延伸, 文学创作也大力跟进。以清末取材于秋瑾的小说为例, 短篇有王钟麒的《轩亭复活记》[ 3] 、哀民的《轩亭恨》[ 4] 等, 长篇有包天笑的《碧血幕》[ 5] 、静观子的《六月霜》[ 6]等。通过“文学秋瑾” 与真实的革命党人秋瑾的比较, 可看出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作者对之相异的解读策略。这些小说皆以秋瑾原型的铺叙为能事。欲成长篇的《碧血幕》仅以四回问世, “生就一副敏慧勇决的性子” 的秋瑜(即秋瑾), 庚子事变后决意舍生取义以救国, 东渡扶桑, 尚未涉及日后的壮举;持革命派立场的王钟麒在《轩亭复活记》中, 用荒诞的手法令“夏瑜” (即秋瑾)复活;哀民的《轩亭恨》主要写秋瑾帮助被绍兴县官强纳为妾的民女, 认为秋瑾是生于自由, 死于自由;持改良立场的静观子在《六月霜》称秋瑾所从事的是“家庭革命” , 而非“种族革命” 。以文学性的强弱观之, 静观子12 回的《六月霜》无疑是最成功的。小说取倒叙手法, 详细描写了秋瑾与徐锡麟的交往, 以及她在绍兴的活动。但作者一直将秋瑾的思想与行动限定在“男女平等, 家庭革命” 的层面上, 认为秋瑾以革命党的身份被杀, 冤比窦娥。秋瑾的确倡导女权, 宣传女性解放, 但她更是个具有明晰政治理念的革命党人。她不但是光复会、同盟会的重要成员, 是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就义的徐锡麟的亲密战友, 而且她所主持的大通学堂肩负着培养义勇队的使命。事实上, 秋瑾案的基本案情明晰, 据清廷对待革命党的一贯立场, 捕杀秋瑾合乎大清律例。只不过在处死秋瑾的1907 年, “预备立宪” 已经实施, 仅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 的秋瑾, 没有举事, 也无证人,并没有留下认罪伏诛的口供即被处死, 此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这正是舆论界攻击的重点, 也是清廷在舆论的压力下穷于应付的原因之所在。当时的舆论在秋瑾案的定性问题上, 多以之为冤案, 对之表示同情, 由此痛斥浙江官府的残暴。《申报》一文较有代表性:“秋瑾因株连而死, 既无口供, 又无证据, 时人莫不冤之。盖始则株连无辜, 为升官发财之计;继则锻炼周纳,为文过饰非之谋。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 …夫秋瑾之死不足惜, 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 竟听一班昏黑官吏之作威作福, 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 以败坏预备之基础足惜。”[ 7] 《时报》载《记大通学堂秋瑾被杀事》, “山阴县令问:女子何以要讲革命? 秋瑾答:是男女平权的革命, 非政治的革命。又令其将平日所作为用笔书写, 秋瑾但书一`秋' 字。又诘之, 又书`秋风秋雨愁煞人' 七字。”[ 8] 这与小说《六月霜》第六回的描写基本一致。革命派在由章炳麟编发的《民报》第十六号刊登了徐锡麟与秋瑾的图像, 在同期的“时评” 栏目亦题“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事件” , 提及秋瑾、吴樾, “大同学堂女教员秋瑾被绍兴府贵守派兵拘至府署并不讯供即帮赴市中用刑。”秋瑾死后, 报刊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致参与秋瑾案的官员无一再有政治前途可言。这足以说明此时民间渐已成熟, 已具可与朝廷相抗的舆论力量。“秋瑾之死” 毋宁说已然符号化。如秋瑾一般, 巾帼不让须眉, 在清末动荡的政治格局中并不少见。以清末规模最巨之“拒俄运动” 为例,在国家危亡时刻, 涌现出了大批女杰。在“拒俄运动” 高涨的1903 年, 秋瑾与陈撷芬等发起由留日女生组成的共爱会, 这一救国团体乃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