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应为北魏文

李商隐现存《樊南文集》十卷采自《文苑英华》、《唐文萃》;《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系钱振伦、钱振常兄弟据《全唐文》所载李商隐文辑录而成。《补编·补遗》所收《修华岳庙记》并不见于《文苑英华》及《全唐文》, 唯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十一有云:“商隐此《记》, 《樊南甲、乙集》无之, 独见于《华岳全集》, 为诸家搜罗之所不及。”[ 1] 钱氏兄弟以此将《修华岳庙记》收入《樊南文集补编》[ 2] 。据此, 有学者遂推定李商隐在开成元年“极有可能受常英、荀尚、侯尼须等人之预请而撰写此文” , 认为《修华岳庙记》“反映了唐开成元年重修西岳庙的情况,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为研究李商隐早年的骈文创作活动和早年骈文风格提供了重要材料, 填补了现存李商隐文章中无`记' 文体的缺撼, 有助于了解李商隐骈文的文学性特点。”[ 3] 笔者认为, 在未能确认此文创作年代的情况下, 这种评价值得斟酌。
一、《修华岳庙记》并非唐代文章(一)《修华岳庙记》不应为李商隐文钱氏在《修华岳庙记》篇题下加按语曰:“文中有`开成元年' 句, 考大和九年王茂元出镇泾原, 其明年即开成元年, 义山正在茂元幕中, 自泾至华, 地亦不远, 此时地之相及者也。”[ 2] 然据《李商隐诗歌集解》所附《李商隐年表》, 李商隐开成二年进士及第, 开成三年春方入王茂元幕, [ 4] 在“时” 与“地” 上皆无法成立。此其一。《记》中有“命史臣为之颂” 之语, 而李商隐开成元年尚未及第, 既不可能有“史臣”身份, 亦不得奉旨作文。此其二。由此可见, 钱氏所收《修华岳庙记》为李商隐文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