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危机管理中的美国软实力及其对中国政府的启示

年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呈现迅猛增长之势，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着全球第二大外资吸收国的地位，至2010 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达到1 000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的投资占相当比重。至2010年7 月，仅上海一地，跨国公司认定的地区总部已达203 家，外资研发中心达311 家。但对跨国公司控制不力会造成社会问题，如2011 年6 月发生在中国的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漏油事件。因此，强化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落实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成为中国当前紧迫而现实的问题。约瑟夫·奈将“跨国公司控制力”列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1］。他认为，“软实力”( softpower) 是与“硬实力”( hard power) 相对应的“同化式实力”。美国软实力的构成中，除了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外，“同化性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跨国公司”。他引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华盛顿可能失去在美国国土上的某些跨国公司的权力，但是这些公司的经理们却仍然持有美国的护照，美国的法院仍然可以传讯他们，而且在战时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这些跨国公司将首先听命于华盛顿。同时，美国政府已得到了对美国经营的许多外国公司的新的权力。因为这些外国公司敏锐地发现，美国市场是最值得竞争的目标”［2］。但美国如何施展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约瑟夫·奈并未详加论述。而2010 年4 月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案，却为观察并剖析这一过程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型和软实力的螺旋桨模型，阐释美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自我修复机制、广泛参与机制和制约平衡机制，从而揭示美国政府运用跨国公司控制力、展示美国软实力的内在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