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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旧思潮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融汇撞击,形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思潮,其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1]( P14) 。新文学思潮的价值,获得长时间的肯定之后,在新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抬升的语境中,不断被质疑。文学史和学术史上曾经持保守立场的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历史角色,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提升为会通中西的“国学大师”、不偏不倚的“博学之士”,吴宓就是其中典型。当下一部分学者从“‘一元优势’的肯定极端走向否定极端,产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隔膜乃至对立情绪,存在对革命文化的有意排斥甚或全盘否定”[2]。把“国学”的标签贴在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上,掩盖了研究者利用其进行自我言说和过度阐释的意图,对于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会对进一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设置障碍。面对历史的论争,不是用二元对立的方法简单重估,或者草率地进行历史翻案,而要尽可能接近文本的现场,深入梳理问题的发生和源流。作为反对新文学的典型人物,吴宓对于新文学思潮、新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创作都颇有微词,但经过资料的爬梳,会发现吴宓对新文学思潮的批评立场和方法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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