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追问的后现代路径

技术进入哲学的视野，成为哲学追问的对象开始于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通过考察工业的历史和当时的工业技术实践，而对于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的本质性关系，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极为深刻与全面的阐发，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唯物主义技术哲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之后，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伯哈德·席梅尔和俄国学者Ｐ·恩格迈尔等人以“技术哲学”为名出版了有关的著述，不过总的说来，这些学者的理论视域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不仅如此，受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学者对于技术大多倾向于作出人类学的和工具论的解释，［１］这样的解释在后来的哲学家看来“虽然正确却不真实”，即并不能走上对技术本质的揭示之途。［２］２０世纪中期，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技术的追问开始突破技术哲学的经典范式，使对技术的哲学研究获得了全新的理论支持。特别是２０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为技术哲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比如，后现代哲学的“语言游戏”理论使人们开始关注技术本质的社会约定性和历史生成性；后现代哲学的“块茎状思维”和“非中心化思考”使技术哲学更多地关注技术本体的多维性、过程性和动态性；后现代哲学对“无认识主体认识论”的批判使技术哲学开始把“默会知识”纳入自己的视野；后现代哲学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对“大写哲学”的反对使技术哲学开始转向“小写的、复数的”技术，即更多地致力于具体技术实践及技术与社会协同演进的研究。总的说来，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在总体上促进了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① 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是在不同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的，既有对经典理论的继承，又有基本方法上的创新，从后现代的理论视域出发，笔者认为存在如下四条基本的学术路径：后现象学的，建构主义的，新实用主义的和生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