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建立

早期新诗外部话语空间的合法性，主要通过胡适等白话诗创作实践，针对守旧势力的激烈批判和建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话语平台等途径而获得，与之同时进行的，是对于现代汉诗作为一种文类的美学合法性的磋商、辩难和对话。如果说，外部话语空间的合法性主要通过一些抗衡性的策略获得，那么，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性就必须回到诗歌语言、象征体系、文类秩序等最基本的“内部问题”上来寻求和建构。当然，现代汉诗的内外两个向度的合法性寻求，特别是在早期新诗阶段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两条平行线，而是存在着一些灰色的交叉地带，甚至可以说是互相“污染”或“涂抹”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加考察《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诗底我见》等早期新诗批评文本，就不难发现其中不乏摇摆于“艺术”和“主义”之间的观点。所谓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性，指的是支撑现代汉诗在诗歌美学上得以成立的一些最基本的关节点，诸如语言、意象、形式技巧、想象方式等。换言之，现代汉诗如何在这些诗歌美学的基本维度上，有效地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这两大传统谱系，同时又能与这两大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对话关系？当然，迄今为止，这还只能是一种理论的“预设”。以如此一个终极性的理想目标来苛求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显然是不合适的。应该把现代汉诗的美学合法性，看作是一种流动的、生长着的形态。事实上，早期新诗对美学合法性的追求，往往只能寄寓在当时整个社会“求新”、“求解放”的宏大语境之中，因而获得的是一种遭到压抑与“污染”的、破碎而驳杂的美学合法性。以语言这一最基本的维度为例，在早期新诗语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某种意识形态运作的“踪迹”。对五四时代强调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和“白话诗”话语姿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叶维廉曾作过这样的揭示：“白话负起的使命既是把新思潮（暂不提该思潮好坏）‘传达’给群众，这使命反映在语言上的是‘我有话对你说’，所以‘我如何如何’这种语态（一反传统中‘无我’的语态）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惠特曼《草叶集》里‘Ｓｏｎｇ　ｏｆ　Ｍｙｓｅｌｆ’的语态，事实上，西方一般的叙述语法，都弥漫着五四以来的诗。”［１］在这般情势之下，“说什么”自然成了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对诗歌语言、形式（“如何说”）等艺术问题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干扰，因此只能被不断地延宕和推迟。